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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徽學研究的興起與發展
                發布時間:2012-12-21    瀏覽次數:5360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繼甲骨文、敦煌文書、大內檔案和秦漢簡帛之后,中國歷史文化的又一重大發現—徽州契約文書開始大量發現和流傳。從此,利用徽州契約文書,結合家譜和其他文獻資料,綜合研究徽州社會歷史文化的徽學或稱徽州學便日益引起學界的關注。

                       徽州地處安徽南部,這里層巒疊嶂,萬木叢生。境內新安江、閶江等河流與浙江和江西等地相通。地理環境的相對封閉,使徽州歷史上很少遭受戰亂的破壞,直接為徽州文化的發展和原始資料的保存提供了天然的條件。
                        徽州是歷史上開發較早的山區之一,西周時期即已產生了高度的青銅文明。三國孫吳時期,世代居住于此的土著山越人被征服,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從此,徽州的封閉之門被打開,一批中原世家大族為躲避北方連綿不絕的戰亂,紛紛遷徙至此定居。中原世家大族定居徽州,促進了徽州山區經濟的開發,同時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他們還積極擴大和鞏固勢力范圍,強化宗族觀念和意識,從而最終形成了聚族而居的局面。這些移民同徽州原有的汪、程等當地大姓,外加居官此地因愛其山水之美而定居者,共同創造了底蘊豐厚的徽州文化。
                       明代中葉以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徽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為尋求出路,徽州人大量外出經商,形成一次大規模的向外移民高潮,徽商也因此成為明清商業舞臺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性商幫群體?;丈獭百Z而好儒”,重視商業合同與契約文書的作用,重視家族譜牒的修纂,加上長期養成的收藏文書與原始資料的優良傳統,以致為我們留下了數十萬件的各種契約文書。
                       徽州一向有重教興文的傳統,讀書入仕之風極盛。唐宋以來,人才輩出,尤其是南宋出現的以朱熹為代表的新安理學,在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更是成為官方的指導思想?;罩萑俗鸪缰祆淅韺W,事事恪守文公家禮,這就使得徽州歷史文化深深打下了朱熹開創的新安理學的烙印,徽州也因此贏得了“東南鄒魯”的盛譽。
                        徽州還有好訟、“健訟”風氣,凡事皆以文字記錄下來,舉凡土地買賣、租佃、借貸、典當,甚至家庭的分家等等,都要以文書的方式加以記錄,以作為憑證?;罩萘舸嫦聛淼臄凳f件各種契約文書,就是徽州重視文化和知識積累的一個集中表現。也正是由于這些契約文書的發現,直接促成了徽學的產生和形成。
                 二
                         徽學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年。如果將1907年黃質在《國粹學報》上發表《濱虹羼抹》一文算作二十世紀徽學研究發端的話,那么,從那時至今,徽學研究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
                         概括而言,二十世紀徽學研究大體上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1907—1949年是徽學的萌芽發端時期;1949—1976年為徽學研究的基本形成和初步發展階段,其間“文革”十年,徽學研究幾陷中斷;1977年至今為徽學研究的第三個階段,這是徽學研究的復興與繁榮發展時期。
                        在第一階段的研究中,徽州歷史人物和地方文化受到了特別的關注。清末民初和抗戰時期,人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徽州抗清義士金聲身上,他的抗清自衛活動以及思想和學術等都在研究之列。至三十年代,有關王茂蔭的研究則又成為學界的主要視點,其中尤以郭沫若和吳晗對王茂蔭的財政貨幣改革思想的研究為代表。此外,關于徽州學術人物如程瑤田、汪萊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問世。
                徽州鄉土文化研究和方志編修在這一階段中也有很大起色,歙縣、婺源和祁門等數部鄉土、鄉鎮志和《歙縣志》、《婺源縣志》的編修和出版,是這一時期徽學研究的顯著成就。
                       就總體而言,這一階段的徽學研究還是較為低級的、零碎的,選題的時代性也較強,基本處于一種萌芽和起步時期。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階段的后期,以傅衣凌為代表的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專家,開始注意到徽商這一獨特的現象,并對之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從而真正地拉開了徽學研究的大幕。
                        自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至1976年,徽學研究得到了初步發展。這里尤其要強調的是五十年代徽州契約文書的大量發現。五十年代初,徽州開展了土改運動,這一運動使得徽州世代秘藏的契約文書尤其是記錄土地產權的買賣契約和黃冊、魚鱗圖冊等被大量發現和流傳。1956年,屯溪新華書店專門開辟了古籍書店,從文物販子手中或到鄉下收購這些契約文書,并編成目錄寄往全國銷售。這樣,北京的中國書店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等地的一些圖書館、博物館、大學和科研機構,紛紛購進徽州契約文書和古籍。這批數十萬件的契約文書在時間上縱貫宋、元、明、清和民國五代,在種類上幾乎包括了各種公、私契約與文書,在內容上涉及土地買賣、租佃、典當、借貸、賦役、家(宗)族、訴訟、商業等各個領域。這批珍貴的原始資料具有真實性、典型性、連續性、具體性等特點,因此成為徽學研究者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資料。正是這批為數巨豐的契約文書的發現和研究,才直接促進了徽學作為一門綜合性研究學科的最終形成和發展。
                        五十至六十年代前半期,學界圍繞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有關徽商及其商業資本的研究遂成為當時徽學研究中的熱門話題,對徽商商業資本的歷史作用也出現了截然對立的觀點。與此同時,利用徽州租佃契約和佃仆文約研究明清徽州的地租剝削、佃仆制也在學界蔚成風氣。此外,獨具特色的徽派建筑、徽派版畫也備受學界關注,出版和發表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論著(文)。
                        在這一階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學者對徽商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在“文革”十年中國大陸正常學術研究幾近中斷之時,海外的徽學研究卻后來居上,除日本、美國和西歐等國的學者繼續對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文化藝術進行研究并不斷推出成果外,臺灣也公布了部分徽州文書及其研究成果。

                        1977年,一篇關于徽州莊仆制研究的論文在《文物》雜志發表,這是徽學研究進入第三階段,也是徽學繁榮發展時期到來的標志。從此,徽學研究進入了快速健康發展時期。這一階段的徽學研究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徽學研究學術團體和研究機構紛紛建立,有力地推動了徽學研究的發展。八十年代中期徽州和安徽省相繼建立徽學研究會,在北京、合肥與蕪湖等地也成立了專門開展徽學研究的學術機構。不久前,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還被教育部批準為首批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諏W研究學術團體和研究機構建立后,致力于徽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和研究課題的組織與協調,先后組織召開了四次國際徽學研討會,承擔國家和省級徽學研究項目二十余項,有力地推動了徽學研究的健康發展。
                         二)徽學內涵與性質在爭鳴中延伸。與以往兩個階段的徽學研究不同,這一階段的徽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比較關注徽學學科自身的建設與發展。尤其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徽學界對徽學的內涵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并基本形成了以下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一種意見認為徽學是研究徽州歷史文化的地方史學科;一種觀點指出徽學是研究徽州契約文書的專門學科;另一種觀點則主張徽學研究是以研究徽州社會經濟史特別是明清社會經濟史為主體,兼及徽州整體歷史文化的一門綜合性學科。
                       (三)研究領域廣泛,成果豐碩。這一階段中,徽學研究的領域十分廣泛。有關徽商、徽州宗族、徽州佃仆制、徽州契約文書、徽州土地買賣、租佃與典當,以及新安理學、徽州歷史人物和文化藝術等等,都成為學術界研究的重要對象??梢赃@樣說,這一階段的徽學研究真正稱得上百花齊放、全面發展。據不完全統計,自1977年以來,學術界已經公開出版了徽學研究的專著和譯著近五十部,公開發表徽學研究的論文一千余篇。
                         這一階段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是葉顯恩所著《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一書的問世。這部專著,內容幾乎涉及明清徽州社會、宗族、人口、土地、文化、徽商等各個領域,是迄今為止研究明清徽州社會經濟史最為全面系統的一部著作。此后,徽學研究領域逐漸被拓展開來,《明清徽州土地關系研究》、《徽商研究》、《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明代黃冊研究》和《明清徽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等徽學研究的專著相繼出版。
                        (四)包括文書契約在內的徽學研究資料得到系統整理與出版。隨著徽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對徽州原始資料的整理與出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八十年代以后,關于徽州研究資料的整理與出版工作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顯著成績。截止到目前,共標點或影印徽州契約文書、徽州文獻約有一百部(種)之多。
                         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兩部徽學資料專集:一部是張海鵬、王廷元主編的《明清徽商資料選編》(黃山書社,1985),這部分類輯錄的徽商資料專集,至今仍是很多徽學入門者的必讀之書;另一部是王鈺欣、周紹泉主編的大型影印本《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共四十巨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這是目前唯一一部大規模影印徽州契約文書的資料匯編,是研究徽州社會、經濟和法制史的一部關鍵之書。此外,如《新安醫籍叢刊》、《戴震全書》等都是這一時期校點出版的徽學專題資料成果。

                        在二十世紀中,徽學研究在幾代學者的辛勤耕耘下,從萌芽發端、初步形成到繁榮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諏W研究的價值和意義正在為海內外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識,徽學已不僅僅屬于徽州地方史研究的范疇,更為重要的是,徽州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縮影,透過徽學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審視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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